设置罪犯权利义务专节 《监狱法》草案在第三章单独设置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一节，并新增规定：罪犯收监后，监狱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
前述专家表示，罪犯作为特殊公民，一方面享有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在监狱这种特定监管环境、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保障更应受到重视。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罪犯医疗面临的矛盾在实践中比较突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刑事司法系主任殷导忠和浙江省第二监狱评估矫治中心主任李建淼的论文中就表示，有些罪犯以健康权为由索取过度医疗，要求全额保障罪犯医疗，乃至要求监狱请专家、用进口药治疗，产生了「权利过度」的问题。
他们介绍说，虽然国家财政对罪犯医疗费用有专门科目、固定额度，但是没有明确保障范围，若遇到罪犯患重大疾病，常会出现罪犯家属不愿保外就医或不愿承担超额费用等情况，觉得罪犯医疗应该由监狱全额负责，甚至提出专家治疗、用进口药等超出监狱医院医疗能力的要求。实践中，罪犯医疗救治经费常由监狱全额承担，由于老年病犯、严重病犯增多等原因，监狱医疗实际支出经费大多远超财政拨款，使得监狱医疗费用难以为继。例如，某省罪犯医疗保障经费标准为每年 300 元/人，监狱实际开支需每年 600 元/人左右，全省监狱在押罪犯年人均医疗费支出超过财政保障医疗费标准的 100%，医疗经费缺口巨大。
草案对此明确，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前述专家认为，这可以解决罪犯入监后原有医疗体制中断的问题，同时作为原则性规定，也给予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模式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将「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处理方式，由现行法的「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改为了「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这一改动主要涉及到罪犯劳动的性质。殷导忠和李建淼认为，现行法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罪犯并非《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且罪犯没有工资，无法适用相关规定。他们建议，因罪犯劳动改造相关条件和保障的复杂性，建议罪犯劳动改造管理制度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另行规定，对罪犯的劳动组织形式、劳动时间、劳动休息、劳动奖励、劳动保障、劳动损伤赔偿等予以明确。
草案也将现行法中关于「生产」的表述全都改为了「劳动」。前述专家认为，生产是企业的概念，劳动则是属于改造三种手段「监管、劳动、教育」之一，修改后更符合罪犯劳动的特殊性质。
与此相关的监狱企业议题也备受关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监狱工作研究室副主任贾晓文在文章中提出，应该明确监狱企业的性质，规定监狱企业的地位、组织架构、工作内容、资金来源及使用、监狱与监狱企业关系等。
「修法过程中这一呼声确实比较高。」前述专家表示，监狱企业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一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劳动报酬也比社会要低，另一方面则没有用工的自主权。
监狱企业还存在寻租腐败问题。财新注意到，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有个别监狱企业管理人员收受贿赂、为相关业务往来企业提供便利。
前述专家认为，此前国家在进行监企分开改革，有一定成效。「比较规范的做法是政府采购，如一些生产过程不复杂、技术含量不高的涉及公共投资的劳动，交由罪犯去进行。」其表示，刑罚作为国家的权力，也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改造的责任和方式。不过就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来看，未涉及监狱企业的相关内容。
还有专家公开提出，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恢复罪犯由于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比如将罪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作为「被害人救助金」或国家设立的「被害人救助基金」。「实践中也确实发生过，但主要是罪犯主动行为的个例。」前述专家告诉财新。
在特定权利上，现行法规定了罪犯辩护、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不受侵犯，并且最高法 2016 年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也规定，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当依法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但是在实践中，罪犯申诉往往会被视为「不认罪服判」。如司法部历年来关于罪犯考核计分的规范性文件中，都将「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列入基础要求。
对此，殷导忠和李建淼认为，要以法律形式确认罪犯申诉权利不受侵犯。
另外，草案将罪犯会见的范围扩展到律师，包括委托律师、法律援助律师以及为其他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的律师。前述专家介绍，修法过程中曾考虑过将此条范围放宽至「有利于罪犯改造的人员」，例如其他非直系亲属、朋友、同学、同事等。「可能考虑到其他会见对象难以审查清楚，带来新的隐患，就往回收了一点。」
前述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还建议，增加「罪犯 1 小时室外活动权」的内容。理由是，联合国规范性文件和世界各国的刑罚执行法律法规都对罪犯的室外活动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清末《大清监狱律草案》、民国《监狱规则》和新中国《劳动改造条例》中也都有保障罪犯室外活动权的相关规定。